第二十章 曹操老了(1 / 2)

此时的曹操,烈士暮年,已经下定决心改朝换代。赤壁之战是他的转折点,在大将军与皇帝之间摇摆。

面对孙权与刘备这两个强敌,曹操需要正视,有生之年无法统一天下,新王朝拼图的最后一块,要由他的后继者来完成。

曹操这一阶段的任务,不是追求不世之功,而是步步为营,为代汉大业做准备。

因此,曹操在《述志令》中,反复强调没有不臣之心,这属于兵家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曹操最终没有称帝,至死都保持着汉臣之身。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结与取舍呢?

《三国志·武帝纪》,这一时期曹操的履历变化,描写得非常细致入微。

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马超,次年获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

建安十七年(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两征孙权均小胜即回,分别于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受九锡。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张鲁,次年进魏王。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两征孙权,小胜即回,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冕十有二旒。

如果说之前,曹操南征北战为的是一统天下。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点到即止、见好就收。

而且每一次小胜,回朝后一定在爵位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曹操对外征伐,加官进爵这两件事完全同步。

这种要求不出曹操之口,有的是禽兽败类,由曹操的臣僚提出。

曹操进魏公时,劝进文书由荀攸主笔。

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馀年,书契以来,未有若此功者…

曹操进魏公之际,他的首席智囊荀彧已死,荀彧正是因为反对称魏公,而被逼死的。

董昭等人劝曹操进魏公、加九锡前曾与荀彧密谋,荀彧认为曹操“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

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这一回答让曹操如鲠在喉。

董昭于建安十七年,写劝进表。

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荀攸是荀彧之侄,也是颍川荀氏的代表,也是曹操的“谋主”,由他主笔劝进表顺理成章。

这两份劝进文书平铺直叙,主题直白,歌颂曹操功绩之大,受封之小严重不匹配,除了为曹操请魏公,还意在扩大魏国的建制。

面对群臣功进,曹操当然也象征性地推辞一番,前后共辞让三次。《魏书》中记载了一封《辞九锡令》,早已没有了让费亭侯、武平侯时的谦卑,显得有些敷衍。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先秦之后,第一个受九锡的人叫王莽,建立了新朝,成为西汉王朝的掘墓人。曹操受九锡背后的寓意,不言自明。

两汉建国四百余年,代汉一事力求稳妥,绝不可节外生枝,这一倾向也影响了曹操的谋略与胆色。

建安二十年,张鲁举汉中归降曹操,刘晔力主趁刘备立足未稳南下,一举平蜀。

益州人心浮动,曹操南下定可“传檄而定”,否则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

司马懿持相同意见,认为“刘备以诈力虏刘璋”,益州人心未附,此时“进兵临之,势必瓦解”。

曹操是如何回答的?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七年前还“天下归心”的曹操,在大胜之际,居然说出了人心不足、得陇望蜀之言,着实让人唏嘘。

刘备的谋臣,法正如此解读:“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

曹操的“内忧”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代汉大业。张鲁归降后,曹操急于回朝进魏王,伐蜀之议,曹操既不想、也不敢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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