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种云在总结教训49（1 / 2）

成功的人尤其偏爱三国，种云来到荆州，想从世家子弟的一生窥见这个时代。

三国世家，想要变化的和想要坚守的互相撕扯，处处都是心机、也处处都是对立。

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庙堂之上，皆可见用人理政之道。

而攻守之间，也足以见为人处世之哲学。这或许就是三国时代带给种云的最大乐趣。

当然电视剧和游戏太多虚构，演绎毕竟与历史不同。

建安五年，彼时中原纷乱，诸侯并起，袁绍引兵百万南下。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人人思汉，曹操心病难除、病痛难消。

不久后，曹操一篇《招贤令》公布于众，只论才德、不论仁义，一反大汉四百年“举孝廉”传统，可见其求贤之诚。

正是《招贤令》的颁布，汉献帝借此机会，血书“衣带诏”，命董承刺杀曹孟德。

事件败露后，百名汉臣入狱，以司马懿、杨修为主的世家公子登上舞台。而后曹丕、曹植争夺世子之位，司马懿、杨修也各出奇谋。

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大小英雄皆成于野心，也败于野心。古往今来，百姓都得意于道义上感人的故事，以自己的喜好来演绎历史。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这就坐定了曹操的原罪。然而撇开曹操的多疑、权变，其眼界、心胸、才能都让人折服。

曹操以一归乡校卫起兵，却能在最后对抗“四世三公”的袁绍，这就不得不说起其用人之道。

曹操用人，重“才”而不重“德”。

曹操颁布《求贤令》，只要有治世之才，“不仁不义”者皆可为官。

东汉，科举制尚未出现，用察举制与征辟制来选拔人才。但“举孝廉”的权利皆被门阀士族所把持，“品行”早已成为噱头。

曹操的《求贤令》可谓是打破了陈规，世家当然不乐意和他合作。

杨修之父杨彪就首先提出质疑：“官员应有德者居之，怎可用急功近利的小人？”

然而究竟什么是德？曹操说到：“能临阵制胜，不使将士枉死者是德；治国安民，不使百姓受冻馁之苦是德。治国用兵，平定乱世，用有才者。”

在后代，张居正也曾提出要能力，不要清官，虽然清官可以成为道德典范，但是不能造福一方，就算是道德情怀再高也是一个废物。

曹操的用人特点，恩威并施，以收人心。

曹操讨伐袁绍，在袁绍处发现朝中之臣密信，而曹操借此探曹丕、曹植的处事手段。

曹丕是“查，而后烧”，而曹植与曹操一样，用人不疑，“袁绍之强，连我尚不能自保，况众人乎？烧！”。

在曹操、曹植看来，大战之后，应广布福泽，以收人心。

曹植直接谏言：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可留一、二隐患，如再有不轨，再杀不迟。

需要注意的是，曹操本就多疑，与其说用人不疑，不如说曹操是疑人不用，恩威并施。在还不确定司马懿可用之时，司马懿只能做杂事。

当然种云也承认，曹操知人善用，视野广阔。

曹丕一直对曹操任用杨修耿耿于怀。在曹丕看来，杨修公器私用，为人阴险，“一味对杨修这样的人加恩，只会让他更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