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1 / 1）
我的这个发小朋友叫孙晓鸣，小时候我们住在cq市中心解放碑近旁临江门的一个院子里，几栋三层楼高的青砖建筑，矗立在一个山坡上，大院临街的一面，是高垒的石砌院墙，有点像高大的城墙，墙上还带有瞭望孔洞。通向大院，有带房檐儿的高大院门，有几坡陡峭的石阶，在大院之上还有小院。这个建筑群，在重庆解放碑地区，算是比较伟岸的建筑了，楼顶上的壁炉烟囱，看上去有点像欧洲的伦敦风貌。
民国时代，这个修建在重庆都市中心山坡上的大院，是四川盐业银行的办公区和宿舍，人称川盐三里。解放后这里一度是重庆警卫局的办公地，后来成为公安局宿舍。我的父亲由于担任过该单位的领导，我们家就住在小院的楼里。据说抗战时期，这栋楼曾经是国民党军统头目郑介民的宅邸，房间宽敞多窗，空间高，木地板，百叶窗，有阳台，壁炉，沙发，浴缸，马桶。
孙晓鸣和我，是在一个院子里面长大的伙伴，在川盐三里马路对面大井巷的一条狭窄幽暗的胡同里，就是公安局托儿所，这里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宅邸，里面有几栋两层的小洋楼，有游泳池，还有操场坝。托儿所的大门有点阴森恐怖，漆黑的对开木门，足有两三寸厚，小孩子得把头仰到天上，才能看到大门的顶部。托儿所配有钢琴，旋转木马，小孩子睡觉的独立小木床，都带有蚊帐。有一个音乐室，放置了一台钢丝录音机。还有一个漆黑的电话间，也是调皮捣蛋的小孩子被关紧闭的地方。
每周一，家长们把孩子送来时，在教室里，孩子们排好队，都能领到一颗水果糖。每周六，家长们来接孩子时，每个小孩手心里也都握有一颗水果糖。
这所托儿所兴办于1951年，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署干部家的孩子，以及后来重庆公安局的家属子女，都可以在这里入托。我和孙晓鸣，就是在这所托儿所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宁静幸福，真可谓是祖国的花朵，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一九六七年，我和孙晓鸣已经离开了托儿所，到一九六八年，持续了一年的武斗，终于结束了。这年的夏天，我和孙晓鸣就读大井巷石梯高坡上的西来寺小学，我们依旧是同班同学。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红小兵胸牌，胸牌的里面一层，是白底黑字的共产儿童团，学校组织我们看了电影《红孩子》，我们学会了唱共产儿童团团歌，我们的口令是：“时刻准备着”。手巧一点的学生，在家里用木头削了红缨枪，并抹上银粉，威武扬武地扛到学校来。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九大”召开了，整个城市沸腾了起来，连续几天，满街的游行队伍，打着彩旗，所有的大卡车都行驶在马路上，各个单位的代表在车上挥动着语录，喊着口号。
然而不久后，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因为各行各业都停顿了，青年人也没地方上班。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学校和街道就开始动员学生上山下乡，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三届，新三届的学生，要么去云南支边，要么去农村当知青。我们院子里16岁以上的孩子，几乎都响应号召，成为了光荣的兵团战士，或者是农村知识青年。个别因为种种原因去不了的，被称为社会青年，多多少少有点受人歧视。
进入70年代后，由于大批学生离开了城市，街道上开始显得冷冷清清，而我们这批小孩一天天开始长大，也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我的这个发小朋友叫孙晓鸣，小时候我们住在cq市中心解放碑近旁临江门的一个院子里，几栋三层楼高的青砖建筑，矗立在一个山坡上，大院临街的一面，是高垒的石砌院墙，有点像高大的城墙，墙上还带有瞭望孔洞。通向大院，有带房檐儿的高大院门，有几坡陡峭的石阶，在大院之上还有小院。这个建筑群，在重庆解放碑地区，算是比较伟岸的建筑了，楼顶上的壁炉烟囱，看上去有点像欧洲的伦敦风貌。
民国时代，这个修建在重庆都市中心山坡上的大院，是四川盐业银行的办公区和宿舍，人称川盐三里。解放后这里一度是重庆警卫局的办公地，后来成为公安局宿舍。我的父亲由于担任过该单位的领导，我们家就住在小院的楼里。据说抗战时期，这栋楼曾经是国民党军统头目郑介民的宅邸，房间宽敞多窗，空间高，木地板，百叶窗，有阳台，壁炉，沙发，浴缸，马桶。
孙晓鸣和我，是在一个院子里面长大的伙伴，在川盐三里马路对面大井巷的一条狭窄幽暗的胡同里，就是公安局托儿所，这里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宅邸，里面有几栋两层的小洋楼，有游泳池，还有操场坝。托儿所的大门有点阴森恐怖，漆黑的对开木门，足有两三寸厚，小孩子得把头仰到天上，才能看到大门的顶部。托儿所配有钢琴，旋转木马，小孩子睡觉的独立小木床，都带有蚊帐。有一个音乐室，放置了一台钢丝录音机。还有一个漆黑的电话间，也是调皮捣蛋的小孩子被关紧闭的地方。
每周一，家长们把孩子送来时，在教室里，孩子们排好队，都能领到一颗水果糖。每周六，家长们来接孩子时，每个小孩手心里也都握有一颗水果糖。
这所托儿所兴办于1951年，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署干部家的孩子，以及后来重庆公安局的家属子女，都可以在这里入托。我和孙晓鸣，就是在这所托儿所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宁静幸福，真可谓是祖国的花朵，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一九六七年，我和孙晓鸣已经离开了托儿所，到一九六八年，持续了一年的武斗，终于结束了。这年的夏天，我和孙晓鸣就读大井巷石梯高坡上的西来寺小学，我们依旧是同班同学。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红小兵胸牌，胸牌的里面一层，是白底黑字的共产儿童团，学校组织我们看了电影《红孩子》，我们学会了唱共产儿童团团歌，我们的口令是：“时刻准备着”。手巧一点的学生，在家里用木头削了红缨枪，并抹上银粉，威武扬武地扛到学校来。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九大”召开了，整个城市沸腾了起来，连续几天，满街的游行队伍，打着彩旗，所有的大卡车都行驶在马路上，各个单位的代表在车上挥动着语录，喊着口号。
然而不久后，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因为各行各业都停顿了，青年人也没地方上班。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学校和街道就开始动员学生上山下乡，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三届，新三届的学生，要么去云南支边，要么去农村当知青。我们院子里16岁以上的孩子，几乎都响应号召，成为了光荣的兵团战士，或者是农村知识青年。个别因为种种原因去不了的，被称为社会青年，多多少少有点受人歧视。
进入70年代后，由于大批学生离开了城市，街道上开始显得冷冷清清，而我们这批小孩一天天开始长大，也开始了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