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兄如父，遮风挡雨四十载，撑起一片天。17（1 / 2）
“长兄如父”这四个字，于他人而言也许只是个词语，于我却是切身的感受。
母亲说，其实我有六个哥哥，大哥是第一个活下来的。在大哥之前他们生了三个男孩，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三个孩子都因病夭折；大哥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大哥之后还是一个男孩，也没有顺利长大。直到四年之后二哥出生，十年之后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大哥才有了血脉相连的兄弟。所以母亲说，大哥上下不靠、命运孤绝。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坐在老屋院子的窗下，眼睛穿过庭院望着栅栏门旁边的一棵老树。老树郁郁苍苍，不言不语，似乎也在听母亲悠悠说着往事。
过午的阳光照着母亲的脸颊，她的脸洁净红润，汗毛在光线下清晰可见。太阳把她的头发染成微黄的颜色，午后的风轻拂着她鬓角和头顶的几缕碎发。
那时候我五岁，跪坐在母亲旁边，头伏在她的腿上，侧脸看着母亲。我不懂母亲所说的孤绝是什么，从内心不喜欢那两个字。
直到慢慢长大，不论是历经风雨还是饱尝磨难抑或是走投无路时，大哥都会适时出现，帮我们度过一个个难关。我们历经风雨时大哥为我们撑起一天彩虹；我们饱尝磨难时大哥是一泓泉水洗去我们满身伤痕；我们走投无路时大哥是一盏温暖的灯火指引我们家的方向。而当我们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却站在我们身后，欢喜着我们的雀跃，快乐着我们的幸福。
大哥替父母分担责任、为兄弟遮风挡雨已成习惯，他一直默默伫立亲人的身后，无论何时回头，他都在身后，看着我们的出走和回归。不埋怨，不厌倦，但却形单影只，印证了母亲所说“命运孤绝”的畿言。
作为家中长子，父母无法承担的责任责无旁贷落到大哥肩上。尤其在家庭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施以援手的情况下，大哥尚显稚嫩的双肩就是我们一家人的依靠。
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去世前三年，已经不能下地走路了，每天除了挂点滴就是沉睡。到了最后一年，因为家里太穷，父亲只能频繁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病情严重了就去医院，稍微轻一点就回家打针吃药。
医院在城里，我家在郊区，父亲病情严重的时候，大哥就用手推车推着他去医院。手推车是木制的、很老旧的那种，推起来吱吱扭扭地响。
母亲在手推车上放两床被子，铺好抻平。大哥把父亲从炕上扶起来，从屋里背到车上，并扶着他躺好，最后母亲再拿过一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父亲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大哥背着父亲还很吃力，手推车就在院外，从屋内到院外，也就百十步的距离。大哥背着父亲，身体努力向前倾，一步步挪到手推车那里，已经力竭，腿明显哆嗦着。但是几次三番之后，慢慢变得轻松了许多。到父亲最后一次住院，大哥直接把他抱到车上。
父亲躺好之后，大哥架起推车的两个扶手，回头叮嘱站在门边眼泪汪汪的二哥说：“照顾好老妹，别惹祸！”然后推起车子吱吱扭扭地走。母亲跟在旁边，时不时地给父亲掖掖被角。我和二哥追出大门，看着他们越走越远，在村头转弯的地方，母亲和大哥挥挥手，转过弯去就看不见了。
那时候大哥已经辍学在工程队上班，工种是瓦工，干的是工地上垒砖砌墙的活。他白天上班干活，晚上下班接替母亲，在医院陪父亲，母亲则回来打理家里的一切事宜。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大概七八天之后，母亲带我去看她。父亲住的是加在医院走廊里的临时病床，冷风从走廊半开半合的大门，就像一支骁勇的骑兵一样在一马平川的平原长驱直入。他身上盖着两床厚厚的被子，脸色青紫，闭着眼睛神思游离。
几天未见父亲，他更瘦了。一米八十多的个头缩在被子里，瘪瘪的犹如婴儿。因为在输液，他的一支胳膊露在外面，青筋暴突，皮肤透明得骨头根根清晰可见。大哥坐在父亲床边的一个小马扎上，腿上垫着一块毛巾，盛着白粥的搪瓷茶缸就放在毛巾上。大哥从茶缸里盛出一勺白粥十分娴熟地吹凉后，再小心翼翼喂到父亲嘴里。一勺小小的白粥，哪怕是小孩子，都能毫不费力一口吞下，然而父亲只能吃半勺，那半勺还顺着他的嘴角不受控制的流下来，就像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大哥又忙不迭地用卫生纸细细擦干净，丝毫没有嫌弃的意味，似乎大哥只是在照顾一个老小孩而已。
给父亲喂完了饭，大哥跑去洗手间用凉水洗了把脸，才急忙忙地去上班。很多年之后，我遇到哥哥当时在建筑工地的师傅，他说父亲住院那段时间，大哥在工地上晕倒过好几次。师傅劝他休息两天再去上班，但是大哥不同意，他说拼命赚钱也都接续不了医院的费用，如果不上班父亲怎么办。他还嘱咐师傅，千万不要把他晕倒的事告诉母亲。
师傅没有告诉母亲大哥的事儿，但不是所有的辛苦都能换回亲人的生命。父亲终究还是败给了病魔，农历腊月初八，父亲丢下我们所有人走了。
父亲走的时候是白天，大哥正在工地上干活。传信的人找到大哥，话还没说完，大哥就扔下工具抓过自行车疯了似的骑回家。传信的人骑自行车从后面追赶，等他到家，大哥已经跪在父亲遗体前有好大一会儿了。
父亲的棺椁早早就准备下了，停在院子中央。有个知事（红白喜事张罗各项流程的人）帮着协调各项流程。流程繁琐，讲究颇多，需要一项一项落实。每落实一项都需要主家拍板，这事只能交给大哥。
流程包括在哪里摆灵堂、几个人守灵、何时出殡、何时入土、宴席摆多少桌，请哪个大厨、占谁家的房子等等，无一不需要大哥拿主意。母亲那天哭晕过去好几次，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但是大哥却出奇地冷静，稳稳地处理着每一件事儿，这期间他没有流一滴泪。
村里有人传言说大哥心肠硬，自己父亲去世了都不知道哭。大哥后来说，父亲去世那天，他觉得天塌了，心里既恐慌又害怕。他说他想躲到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哭一场，他说很多事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有人可以商量，有人能帮他拿主意。但是事实是，很多事别人无法给出主意，更没有人可以商量。大哥说，他没有时间哭，而且哭给谁看呢。
父亲在家停了两天，第三天出殡。出殡那天，四野茫茫，北风猎猎。白雪覆盖的祖坟里，赫然出现一抔新土，我的父亲就在这抔新土下面。大哥、二哥和我，跪在父亲坟前，如同枯树上仅存的几片树叶，瑟瑟缩缩。
黄纸呼呼燃烧，随行的亲友哭声震天，反倒是作为子女的我们兄妹三人没有多少眼泪。我和二哥直溜溜跪着，大哥兀自匍匐在地，不哭不喊，但却不起身。良久之后，大哥招呼我和二哥给父亲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拉起我俩起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
那年的腊月二十九，大哥带着我和二哥给父亲烧三七。大哥带着我和二哥跪着烧纸，但却不允许我们哭。从坟地回家，母亲红肿着双眼从屋里迎出来，那一刻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大哥一把抱起我，把我的头压在他的肩膀上，笑着对母亲说：妈，今天二十九了，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今年不贴对联和福字，祭奠祖先的东西总要买一些，我带小闺去集上买东西。
然后大哥骑上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载着我出门了。路上，大哥说你现在可以哭了，哭多久都行，但是当着妈的面，一声都不许哭！
十九岁的大哥，十五岁的二哥和九岁的我，从父亲去世那一年起，守着母亲，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
父亲去世五年后，大哥结婚了，又五年，二哥也结婚了。二哥结婚第二年，小侄女出生，我去了外地上学。彼时母亲、大哥一家四口，二哥一家三口一共八口人。八口人四个姓氏一起热热闹闹生活了五六年，期间从未有过矛盾。直到小侄子出生，老房子愈发拥挤了。这才买了新房子，二哥一家搬出去单过，而母亲则一直和大哥一家生活在一起。
八十年代后期，大哥和二哥合伙注册了一家装饰公司，起名：“兄弟装饰公司”。大哥负责揽活和人员调动，二哥负责现场施工和后期维护，母亲则是公司的财务总监。
母亲的文化水平相当于三年级的小学生，但是账目做得清楚，钱也管得很明白。她有个存折，存折里的钱是“兄弟装饰公司”的所有收入。至于费用支出，呈上单据，母亲审核清楚，一五一十支付。
到了年底，除去公司费用和家庭开支，剩余的钱，母亲拿出来分成两份，大哥和二哥每人一份。母亲给多少，大哥和二哥接多少。至于账目，他们从来都没有去翻过。
尽管母亲做得仔细，还是有人建议大哥换个科班出身的会计管账。那样又快又准有效率，又不必让母亲操心受累。那人还说母亲没有经验，难免出错。
大哥却不同意他的说法，他说父亲去世，母亲就是一家之主。我们兄弟做生意，钱不让母亲管让谁管。至于对错，大哥说，我妈不会错。
“兄弟装饰公司”后来转手他人，大哥改做服装生意，母亲又摇身一变，成为服装店的账目负责人。
服装生意进进出出的账目很繁琐。闭店之前，大哥一定会统计好每天的进出明细，晚上拿回家交给母亲过目。如果因为应酬回家晚，他也会提前给母亲打电话，把当天的收支从电话里说给母亲。
母亲则拿出她的账本一笔一划写下当天的数据，计算好余额，才会心满意足去睡觉。
大哥用他的方式孝顺母亲，尽一切力量让母亲安心和快乐。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怕母亲伤心的大哥自己却做了一件让母亲难过至极的事情。
2016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大哥参加一次聚会从外地回来。凌晨3点多了，将近一夜驾驶的疲劳，马上到家的喜悦，让他一阵高兴，加大了油门向家的方向冲去。也许是太快也许是太累，汽车突然颠簸了一下，方向盘偏航，大哥受到撞击，晕了过去。
醒过来发现车身倾斜，随时有翻入深沟的危险。后怕之余，大哥小心翼翼把车开出来，直接回家了。三天之后刑警队上门，把大哥请走了。理由是三天前城外一起车祸致使一位89岁老人当场丧命，肇事者逃逸。经过侦查，肇事者就是大哥。原来那晚在城外颠簸那一下，撞上了一个起早放羊的89岁农民。疲劳驾驶让大哥反应有点迟钝。他庆幸自己有惊无险的同时，压根没有想到会撞人。但是各种证据面前，不相信又不行。肇事逃逸，量刑很重。受害者家属不依不饶，提出严惩肇事者，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
母亲习惯每晚大哥进门的那一声“妈！”、大嫂习惯凡事大哥做主、侄子侄女习惯大哥的溺爱和保护、二哥习惯有事没事儿和大哥相对抽烟、我也习惯电话打过去大哥温润的声音唤我小名：是小闺啊。
这一切，全部消失了。大哥是头顶的天，如今天塌了；大哥是缄默的山；如今山倒了；大哥是挺拔的树，如今树枯了，一家人彷徨无助、愁云惨淡。面对大哥的飞来横祸，母亲急痛交心，一病不起。
好在后来经过一家人多方努力，虔诚求得受害者家属的原谅，终于云开雾散，大哥被释放。第一站去了受害者家里道歉，拿出巨额资金安抚他们，之后急匆匆回家。
大哥进门看到等在客厅里的母亲，跑过去跪在母亲脚下，以头触地，痛哭失声。不停捶打自己，保证以后凡事小心，一定保护好自己，让母亲安心。
话虽这么说，母亲到底还是吓出了心病。长时间看不见大哥，就变得六神无主，心焦烦乱。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大哥开始每天中午回家陪母亲吃饭。白天在店里，把闹钟设置成间隔两个小时响一次。每次闹钟一响，立刻给母亲打电话，告知她自己在哪里、做什么，接到大哥电话的母亲也就安心了。母亲后来告诉大哥不用频繁打电话，影响工作。大哥微笑不语，母亲的电话照常每两个小时响一次。
母亲如今快八十了，大哥也五十多了。他每天出门前和回家后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母亲房间陪她说会话。这个习惯大哥至今还坚持着。
大哥有个外省的朋友，曾经邀请他去当地做一个项目。那个项目接手就能赚钱，但是大哥拒绝了。
大哥说，母亲在，我哪也不去。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父母在不远游”这条古训，但他却用自己朴素的理念和实际行动为这条古训做注解。照顾父亲孝顺母亲天经地义，大哥说他理当这样；呵护照顾我和二哥，大哥说我们是兄弟，他必须这样做。
二哥是我们三兄妹中最不省心的一个。印象当中，二哥除了惹是生非还是生非惹事。身上挂彩、衣服破烂属于家常便饭，他为此没少挨揍。好在有大哥护着，父母对二哥的惩罚也只是点到为止，吓唬吓唬也就算了。
70年代还没计划生育那一说，几乎每家都有五六个孩子。孩子虽多，被父母直接带大的却不多。基本都是年长的带着年幼的，年幼的大一点之后，再帮忙带更小的。我家只有兄妹三人，把我带大就成了大哥的责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和大哥的感情尤其深厚。
“老大傻，老二奸，又滑又坏是老三”，这是我们那里的一句俗语。大哥不傻，我自认为自己也不滑不坏，但是二哥却是出了名的捣蛋。
大哥哄着我玩的时候，二哥就在旁边逡巡，想方设法靠近我，趁着大哥放松警惕，拿起笤帚打我一下就跑。被打疼的我，自然哇哇大哭。如果母亲或者父亲在家，循着哭声循着进屋，对二哥轻则严厉训斥，重则就是一顿打。大哥自然是心疼我的，不过如果父母打二哥太狠了，大哥也会护着他，对父母说是他不小心弄哭了我，与二哥无关。父母自然心知肚明，都是自己的儿女，也就放过二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