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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朝廷的苛捐杂税比曹魏时期更高出数倍，大肆搜刮底层百姓，苛政猛如虎；由州郡长官选官唯亲，进行官场垄断，加剧了门阀膨胀，士庶如有天隔，激化了阶级矛盾；皇帝为敛财进行卖官鬻爵，八王之乱轮流不间断地政争夺 ...
西晋洛阳皇城十二门，基本上沿用东汉旧城门，略作修葺，门名称有些变化。曹魏时，唯改汉平城门为平昌门。
西晋时，东垣三门，由北向南依次为：建春门（汉上东门）、东阳门（汉中东门）、清明门（汉耗门）；南垣四门，由东向西依次为：开阳门、平昌门（汉平城门）、宣阳门、津阳门；西垣三门，由南向北依次为：广阳门，西明门（汉雍门）、阊阉门（汉上西门）；北垣二门，西大夏门（汉夏门）、东广莫门（汉谷门）。
城门有楼为两层，每座城门有三条通道，中间为御道，两边为平民百姓的走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御道两旁筑土墙，高四尺，公卿百官可以走中间的御道。十二座城门之外，都有桥横跨阳渠水上。
阳渠水源出于幽谷，向东注入城西北角的阳渠，绕城至建春门外又合二为一，向东注入洛水。洛阳城以外的道路，青槐掩映，绿树成荫。
宣阳门为皇城正门，门外直南御道东侧有三雍建筑，帝王效祀等重大活动多从此门出入。曹魏嘉平元年（249年），曹爽和齐王芳出宣城门拜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氏乘机发动兵变，把曹爽和齐王芳堵在城外，自己屯兵于宣阳门外的洛水浮桥，卡住了出入洛城的咽喉。
灵台位于城南三里，东约一里是辟雍建筑，曹魏正始二年（241年）、五年、六年，齐王芳初通《论语》、《尚书》和《礼记》等书，就先后在辟雍祭祀孔子并以颜渊配。
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亲临辟雍，行飨酒之礼，赏赐太常博士、学土帛、牛、酒数量不等。
明堂位于灵台东，西晋泰始二年（266年），修复明堂。太康十年（289年）10月，重建太庙（即明堂），迁神主于新庙。
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夏4月，复立太学，置博士，依照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正始年间，立篆、隶、古文三字石经于太学前，又刊刻魏文帝《典论》等六碑于太学，时太学生达千人之多。
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外将是不能轻易进入都城的，正元元年（254年）9月，齐王芳调遣镇守许昌的大将司马昭西击姜维。昭率大军到达洛阳，停在城西平乐观。
齐王芳出阊阉门至平乐观检阅军队，左右力劝齐王芳乖机射杀司马昭，迫使司马师交出兵权，以剪除危及朝廷的后患。由于齐王芳犹疑不决，致使司马昭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顺利进城。
广阳门外还有射雉观和射雉台、斗鸡观和斗鸡台、修龄观，其西南有一小城，城内有厨琪垒和试弩坍，都是供皇室贵族取乐的地方。
东垣是城防的重地，建春门西对北宫，是宫门东出的要道，关系着北宫的安危，地位十分重要。门东数里有七里涧，有涧上石桥，又名旅人桥，亦称七里桥。泰始十年（274年）冬兴建，是我们最早的石拱桥。这座单跨半圆形拱桥，桥柱下圆上方，可通水，便于大舫船通行。
为了加强东城的防卫地位，东阳门内北面有将军府。将军府中有左右前后四军，左将军设置始于魏明帝，西晋沿袭不改。晋武帝初年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272年）增设后军，时满四军。五营校尉府也置于此，五营校尉是指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沿袭东汉制度。
将军府北为步广里，步广里北为太仓。太仓是皇家的御用仓库，袭东汉太仓旧址，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9月，由杜预督建而成。太仓通过建春门与城外常满仓遥遥相对，是晋朝皇需物资的供应地。此外，杜预还修建了常平仓，发明了“人排”以代替“马排”，还建议于孟津修建了富平桥，开人类史上黄河桥之先例，杜预因善于发明创造，时人称他“杜武库”。
太仓以西为武库，承汉而来，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冬10月，武库发生火灾，司空张华恐赵王伦和孙秀借机发动兵变，采取了先戒严后救火的措施，因动作迟缓，致使自古以来武库所藏的历代宝物，如汉高祖斩白蛇之剑、王莽头、孔子木屣等全被焚毁，还有可供二百万人使用的军事器械也荡然无存。同年12月丙戍日惠帝下诏重建武库，并从全国各地调拔武器以充实库存。
武库东为太仓，西薄皇宫，北连太子东宫，所以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与武库有关。司马懿当年与曹爽争斗时，就是先占领武库，然后派兵出宣城门，据洛水浮桥断曹爽归路，而置曹爽于死地。
西晋末年，王弥、刘曜、石勒攻破洛阳，曾驻军建春门，扼守这个军事要地。
皇城东面鳞次栉比的楼观和达官贵人的宅院空前豪华，当年司马懿的住宅就坐落在这里，称为永安里。
宫城坐落偏北，城南多是官衙公署，为巩固宫城的城防，保障帝王的安全，魏明帝在宫城西边修建金墉城；西晋实，又在宫城与皇城之间加筑城墙，无疑使皇宫增加了一道屏障。
宫城城墙以西是风景区，环境幽雅，楼观并列，碧池泛波，是游乐和陶冶性情的最佳去处。
自北面甫的楼观有万年观、百尺楼、高乐观、见亲观、清览观、东汜观、庆云楼、仪司楼、将军府、修龄观、总章观、阆风观、广望观、宣曲观、元览观、隐商观和凌云观。诸观高约十六丈，均以云母装饰，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光彩诱人。
其中见亲观有高阁九间；高乐观南行至清览观有高阁六十四间；元览观南行至隐商观有高阁五十五间。
总章观是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所建，高十余丈，由八方才人和六宫女尚书居住。相传，舜有总章之访，总章即明堂之地。
总章观内有仪风楼，观南有翔凤楼和庆云楼。
凌云观西有金市，为黄金兑换市场，金市北对洛阳垒，洛阳垒原为洛阳小城，永嘉之乱，改建为垒，实际上起防御工事的作用。
诸观之间皆以复道相通，足见其规模之宏伟壮阔。观楼之西，水池并列，有绿池、灵池、幽泉池、除流池、蒙汜池、鹤鸣池、灵芝池、流林池和都亭池等。
与台观楼阁、青山绿水相映的是金墉城，它南邻洛阳垒，位于皇城西北角，该城始于魏明帝，东北南三面有门，东含春门，北遥门，南库恩乾光门。
西城墙上自南向北有六个观，纵向排队。五十步设一睥睨，以供瞭望，百步设一楼橹，以便防卫；屋台上置一大钟，以和漏鼓。
城墙外西北角有广榭，是炎夏季节避暑之地。
城西有绿水池，城南垣上有西楼和东观；城内乾光门与退门的中轴线上有崇天堂和相互毗连的两个光极殿；中轴线以东有百尺楼，以西有昌都观。
金墉城始建于曹魏，历经西晋、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等朝代，与朝代的兴废关系极为密切。
魏明帝修建金墉城，目的在于加强防范，既是用兵，又是禁锢重要人物的地方。
宫城以南有冰室、凌云台、凤凰楼、将军府和崇文观。崇文观和城西的总章观都是皇家弘扬文学所建。凌云台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所建，造型艺术颇具特色，就连所用木材轻重，都要事先过秤，台总高二十八丈、上壁方十三丈，高九丈，楼方四丈，高五丈，梁距地十三点五七丈，因其结构精巧，可以随风摇曳。凌云台上有明光殿，高八尺，累墙作道，通至台上，登台可尽观城中景物，南望少室山，可极山岳之秀美。明帝时准备登台，见其左右摇晃，害怕倾倒，就用大木扶持，楼随即塌地，时人疑为建造者别居匠心所致。
魏晋统治者为建筑洛阳城，煞费苦心，但终究不过是在洛水岸边多添加一堆残砖烂瓦而已。
东汉洛阳都城为南北纵长方形，整个城圈接近14公里，大致合汉晋时期的30里，符合文献中洛阳城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记载，即俗称的“九六城”。城址设十二座城门，城内主要有南、北两座宫城，宫殿有却非殿、前殿、崇德殿、德阳殿等。这种以南北二宫对峙的宫城布局形制，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规模。城内有24条街道，东北还有太仓、武库，西侧有金市，在南郊有规模宏大的太学、明堂、辟雍和灵台等礼制建筑。城西，则有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中国内地后创立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东汉末年，洛阳城毁于董卓之乱。
曹魏和西晋继续沿用东汉城池，城门位置和数量没有变化，但名称多有改变。曹魏新修的单一宫城——洛阳宫是在汉代北宫基础上营造，而且宫前出现了都城的轴线大街铜驼街，宫城正门改曰阊阖门、正殿改称太极殿。另在都城西北角新建了金墉城。曹魏时期宫城“建中立极”和宫前出现轴线大街这种都城格局，改变了以往“前朝后市”的都城形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铜驼大街及铜驼的出现，则显然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重要象征，显示了商贸经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洛阳城又一次焚毁。
北魏迁都洛阳城依魏晋洛阳城而修复、扩建，除西城墙北段新辟一座承明门，城门达到13座，基本沿用了魏晋以来的都城布局和宫城形制。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增修外郭城，置320多个里坊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商业区，使该城规模达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东汉和魏晋洛阳城变成了内城。北魏时期形成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首创，不仅是当时帝王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也是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商贸活动繁荣而出现的城市功能转变，这种变化对后代都城的发展影响也极为深远，之后的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以及东亚各国的都城，显然都受到它的影响。
东汉时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都城洛阳，北魏建都洛阳以后佛教又进入到一个发展高潮时期，不仅创造了极为辉煌的佛教石窟艺术，而且佛教寺塔建筑也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发现的北魏永宁寺塔基遗址，其高大的九层木塔就是佛教建筑发展到空前未有的一个经典之作，在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建筑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
丝绸之路自西汉开创以来，东汉时期又得以开通与恢复，这使得中原地区与周边异域的文化和商贸交流活动得到保证，促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恢复，经济活动繁荣发展。到了北魏都洛时期，这种文化和商贸交流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如北魏洛阳城除了西郭城内有大市、东郭城内有小市等市肆作坊区，在城南还建有安置周边异域人员居住的里坊和居所——四夷里和四夷馆，以及他们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四通市。其中从丝路西来的胡商最为活跃，“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乐中国之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些显然是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的必要条件，也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和东西方商贸经济活动日趋活跃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