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占卜之法39（2 / 2）
见二位徒弟恭敬地点头称诺，甘盘满意地微笑颔首。子昭又问道：“师傅，近来天气渐寒，深山之中草食难寻，定有大兽下山。徒儿可否持弓射猎，以充竹居衣食之用？”
甘盘道：“射艺亦是六艺之一，大商各代先王亦以田猎勘教子弟，整训王师。汝可持弓刀，于山中射猎。然务须带同鬼殳与羊井二人，以防大兽伤人。依商法，鬼殳、羊井二人不得执铜兵，然危急之时，宜需识得权宜之道。汝可通否？”
子昭行礼道：“徒儿通晓，危机之时，便令他二人执铜兵。这山中人烟稀少，必无人知晓。便是祖宗神灵看到，亦不会降罪。”
甘盘点头，仿佛自言自语道：“权宜变通，乃是为人处事之道，人人尽可为之，唯有一国之君却常无变通余地，可叹。”
说罢，甘盘回屋歇息去了，攸几则与羊井忙着准备小食。子昭取出方才用过的蓍草，将五十支茎杆整理齐备，按照攸几所教演练了几遍。只是攸几教了揲数卜法，却还未传卜辞卦象，子昭只能凭空占卜，却不得其结果，好在将揲蓍草占卜的方法牢牢记在心间了。
作者按：
占卜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畴中的前兆迷信，原始人类在与自然世界的交往及生存活动中，往往把一些毫无因果联系的事象的偶合，视为鬼神所示征兆，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利用占具作为中介，通过人与鬼神之间的意识沟通，人为制造兆象，用来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
根据自然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条件得不同，各地各族群的占卜方法自然也会有所差异。如《易·系辞传》谈到上古时期的人物庖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情”。于省吾认为八卦原初属于一种八索占卜法，卜者在占卜时手持八条牛毛编成的绳索，抛之于地以预卜吉凶。这应是出自原始游牧氏族部落的数占法。另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墨子·耕柱》有谓夏王启“使翁难乙卜于白若之龟”。《史记·龟策列传》云：“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白若之龟、涂山之兆、飞燕之卜、百谷之筮，是传说中居于不同地域的夏商周三族各自不同的占卜法，产生于夏商周三族各自不同的自然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条件。当然，地域接近，条件近似，或通过政治、社会、贸易的交流，各地各族的占卜法也会互相采借乃至兼存并容。
殷墟甲骨占卜，程序繁琐，前后一系，犁然有序，卜人有专职分工，表明殷商王朝占卜礼俗早已升华了原始占卜行事，而显示出它的成熟性和规范性。然而尤应注意者，是其甲骨占卜紧紧随着殷商王朝王权政治的强化而逐渐制度化，成为那个时代固有礼制的组成部分，直至流传后世千年。
据殷墟出土甲骨文材料，知殷商王朝统治者面临生老病死、出入征伐、立邑任官、田猎农作、天象气候变幻、婚姻嫁娶、祀神祭祖等等，事无巨细，每以甲骨占卜进行预测，即昔年董作宾在《商代龟卜之研究》一文中所谓“类例”之卜，包括卜祭、卜告、卜行止、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雨、卜霁、卜瘳、卜旬、杂卜等等。问吉凶，占祸福，决犹豫，定嫌疑，贞卜事情的可行性，又有相应的卜官建制，由此逐渐确立起一套严密复杂的甲骨占卜制度。商代占卜制度具有四大特点：一曰正反对贞，同事异问，一事多卜；二曰习卜之制；三曰三卜之制；四曰卜筮并用，参照联系。
一、正反对贞，同事异问，一事多卜
在甲骨占卜中，多次占卜，采用肯定与否定，正面贞问与反面贞问的方式。不论语气内蕴，构词方式，皆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同一件事情于同一版，即所谓“正反对贞”。如下面这一版卜辞：
甲辰卜，贞令日其雨。一二三四五。
甲辰卜，贞今日不其雨。一二三，上吉，四五。
贞翌乙巳不其雨。一二三四。
贞翌丁未其雨。一二三。
贞翌丁未不其雨。一二三，小吉。
上述卜辞中，从“其雨”、“不其雨”正反两方面进行贞问。其中的数字谓之“序数”，是指灼龟时的占卜次序，也是商人反反复复向神灵祈求启示而进行一事多卜，以释疑难的崇信心理使然。这类见诸同版的正反对贞，同事异问，一事多卜，大都占卜于同日同时，目的在于利用甲骨为中介，充分进行人神间的沟通交流，以使人的意愿为神所细察，求得神的回应和保祐。
二、习卜之制
习卜是因袭前事的重卜，总有其特殊原因，殷商王朝于所卜事情不必即日实施，有可能卜而得吉，但临时又发生一些变故，故不实施。或因行事不利，如天候恶劣、疾患发生、战争猝起、人事周折、准备不足之类，使行事受挫，乃不得不再度占卜。但最大的可能是，前卜不太理想，与人王意愿有违，唯其事又势在必行，故再三占卜，以求保持人神之间的深入沟通，从而达到人的意愿与神的意志的统一性。
习卜之制，其要素在于不同时间因袭前事，而继续占卜该事或该事的后继，无非为了使甲骨占卜兆象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更适应事情的可变性，也是殷商王朝出于应变复杂事态，而力图在占卜场合发挥主观能动因素的努力所致。
三、三卜之制
所谓“三卜”是指元卜、右卜、左卜，最初分指三卜的三块甲骨，卜辞中有“惟元卜用”、“惟右卜用”、“左卜有祟”，即是分指三片甲骨。后引申为三人同时占之，故“三卜”亦指人，甲骨占卜制度成熟之后，设“三卜”之职，如“左卜固曰”中的“左卜”显然是指人。元者，首也，有首位第一之义，甲骨文中每以“王固”居首要位置，则元卜非王者莫属。又殷人言左右，大多是先右后左，则右卜应为第二卜，左卜为第三卜。
《礼记·礼运》云：“卜筮瞽有，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殷商王朝的甲骨占卜形态，大概也是王者的元卜居中，右卜和左卜两卜官分居两侧为配角。所谓“习元卜”，是后续王者元卜的再贞，为“三卜制”和习卜结合形态。
“三卜制”在具体实施时，比较规范的形式是卜用三骨，每一卜由一人贯彻终始，但大多数场合往往由商王和右卜、左卜分别主持每一卜的某个主要占卜环节，尚有一些占卜人员为辅助，这些辅助人员被称为“多卜”。《周礼·春官》有卜师，“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蓬氏掌共燃契”，“占人掌占龟，以毗吉凶。”大概商代的命龟、钻凿、燃灼、占拆、辨兆象、记效验乃至卜辞的契刻等，各有其人分司其事。
商王在占卜过程中握有相当的权威，这说明“三卜制”是建立在信奉神灵和服从人王的社会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是借宗教崇拜的信仰以树立对人王的服从。在晚商，“三卜制”有可能把人王摆到与神灵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其占卜后效如何，却又取决于人王实际生活经验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当然，这也必然伴随着某种风险，因为错误的预测，有可能损伤人王的威信，并进而影响王权的稳固。
事实上，晚商的卜官集团也已采取种种弥补措施，设法掩饰或冲淡商王在占断中的错误预测。有学者已注意到武丁时不少卜辞不记占辞和验辞，有些虽有验辞，却既不证实也不否定王的占辞，有些验辞只是对王占作出补充修正，或进行闪烁其词的解释，以期维护商王在占卜上的威信。及至武丁之后几王的占卜，更远不如武丁时代真实，操纵玩弄的痕迹极为明显。说明随着晚商占卜礼制的确立和王权政治制度的深化，传统的“卜以问疑”、“不违卜筮”的神圣观念已遭到冲击和动摇，甲骨占卜也日趋公式化而呈衰落之势。
四、卜筮并用
商代官方的甲骨占卜，又与中下层社会久已流行的程序简单的筮占法相补缀，卜筮并用，两相参照联系。
卜和筮是两种不同的占卜法。卜是龟卜和骨卜，乃是通过观察甲骨兆象断吉凶，筮是数占，试图通过卦象的数字变化预测未来。《左传》公十五年云：“龟，象也；筮，数也。”筮占与甲骨占卜以兆象变化断吉凶不同，是据揲蓍草所得数字变化定休咎祸福，盖源起原始社会简单的数学运算法，后变为占卜手段。
筮占与八卦同出一源，八卦原初属于一种八索占卜法。《周礼》有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帝王世纪》有谓“庖牺氏作八卦，神农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连山》、《归藏》、《周易》即是三部古老的筮占汇集，唯《周易》流传至今。《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有引《归藏》佚文：“夏后启筮：御龙以登于天，吉。”据此今人推测，《连山》、《归藏》主要记载夏商时代的筮占材料。
传世器物上以及考古发现的古代筮占数列符号皆可印证以上推测，这类筮占数列符号出土不少，河南、陕西、山东、湖北等地皆有发现，最早似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战国秦汉之际，尤以殷商、西周时期为多。属之晚商时代者，除殷墟以外，山东平阴朱家桥遗址等亦有出土。晚商的筮占数列符号主要见诸日用陶器、陶范、磨石、青铜礼器、卜甲骨等器物之上。
商代筮占中出现的数字，今已知有一、五、六、七、八、九、十，筮数形式有三爻一组、四爻一组、五爻一组、六爻一组四种。三爻者称单卦，类似《周易》的经卦。六爻者称重卦，类似《周易》的别卦。
将殷墟甲骨上所刻筮数与《周易》卦名相参照，三爻的单卦及四爻的互体卦只见于武丁时，以后又推演出五爻的互体卦及六爻的重卦，晚商时期的筮占形式主要为六爻，显示了筮占由简而繁的发展进程。这些筮占已萌发类似于《周易》的奇阳和偶阴的阴阳数术观念，特别是三爻和六爻的卦画形，颇可与《周易》相应卦画、卦名参照，说明《周易》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商人的筮占法。
记有筮数的骨料，均是卜用的甲骨，有的还兼记卜辞，反映了卜与筮的结合。学者认为卜骨上的筮数都是卜前进行关于同一事项揲筮占卜的结果，与甲骨卜兆存在参照的联系，却不是由甲骨占卜兆象得出来的，此即卜筮并用。
参考文献：
宋镇豪.再论殷商王朝甲骨占卜制度[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6)
宋镇豪.殷墟甲骨占卜程式的追索[J].文物，2000(4)